你做公务员还是建筑工地？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沂蒙人 2013年第6期
2013年11月25日，又一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拉开大幕。这次约有120万人走向考场，真正形成了百万大军抢饭碗的格局。所以做公务员还是建筑工，在大部分人眼里，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但是当理想落地到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在11月25日之前，朋友们是轻易见不到贾小龙的。因为他正忙于准备国考，作为一个老考生，过去的五年每次他都会出现在考场，但是考试成绩却“每况愈下”。今年听说一个朋友专门辞职一年准备国考，贾小龙心动了。他认为“成与不成，在此一战”。为此辞掉3000元一月的工作，半年全职备考。
当贾小龙去的时候，他的朋友杜涛骑个电动车刚刚赶到。杜涛伸手就拿出餐单，比着上面最贵的咖啡，“要这个。”
正说着话的时候，最后一个朋友也来了，刘明哲。恰恰伴随着服务员点餐的声响，杜涛招呼刘明哲问他需要什么。刘明哲却看到他点的东西极为惊讶，“喝这么贵的东西？”
一百五一杯的蓝色精灵，果真很贵。
可杜涛不假思索地点头，说今天是他请客。老朋友好不容易见面一次他心里高兴。刘明哲和贾小龙别有意味地相视一笑，说杜涛是“土大款”。
贾小龙，刘明哲，杜涛，看似打扮完全不同的三个人，是老乡，更是朋友。他们家乡是苍山县的一个小乡镇。从高中毕业后，三个人的轨迹便完全不同。刘明哲的起点最高，毕业于国家211重点学校山东大学，国考又一考即中，如今是某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扣除各项费用到手的月薪大概三千多。贾小龙出自于本地的二流本科院校，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文员，也就2500。至于杜涛，一直是建筑工地的流水人员，也就是民工，但是据他交代，一个月的收入至少8000。旺季还会更高。
从摆在台面上的数据看，公务员不如民工的结论相当确凿。虽然这样的比较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毕竟他们完全是三种身份，三种生活模式。因为在社会学概念中，忽略群体的等级结构，仅仅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衡量差距是不科学的。收入的风险辛苦，支出的成本，社会的地位考量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数据的必要因素。
因此，尽管从收入这样的显性数据上看去有差距。但现实是，刘明哲在临沂有房，虽然是贷款，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杜涛在这里没房，当然也没贷款。但是相同的，到这会儿也没谈上个合适的姑娘。
至于处在岔路口的贾小龙，在刘明哲看似光鲜亮丽和杜涛有些心酸的“金钱至上”观念下，对自己的未来走向有了更深的思考。
他做的是抹灰工，听起来便有一种灰突突的感觉。抹灰工是土建专业工种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要将各种砂浆、装饰性水泥石子浆等涂抹在建筑物的墙面、地面、顶棚等表面。每天杜涛的工作就是拿着各种材料的抹子抹来抹去。他说这活可不简单，要具备特别强的空间感和计算能力，还要会识图。
别看杜涛今年年纪不大，才二十八岁。但算得上这行的老工人了。他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舅舅出来打工，毫无疑问，舅舅是个老抹灰匠。现在的这个工程特别大，杜涛需要加班，夏天时他要从早晨五点半做到晚上七点，中间几乎一点不停。“可这时候不行了。”他说，“冬天天黑得早，手又冷得厉害，所以不出活。”
夏天杜涛告诉我们，他最高时工资拿到过一万二。当初是舅舅带着他出来干活，现在他翅膀硬了，身边也有了个帮手，就是他的小外甥，刚刚满十九岁。现在外甥主要是给他帮下手，一般他忙多久外甥就要跟着忙多久。但因为是生手，主要是来练手艺见场面的，尽管很辛苦，老板只给外甥开2000块钱。
我们说杜涛工资高，他一方面有些显摆自己的成绩，可一方面却又有些黯然，说自己的钱都是拿血汗，拿命换来的。一直以来，工地可谓是风险性最高的工作场合之一。从电视中每年都能看到工人们因技术操作不规范或者工地安全措施不到位所造成的人员死伤的新闻。杜涛说这样的事儿他见的多了。所以每次家人来打电话，他都会直接报工资，从不说在这里有多辛苦。
8点，刘明哲正式出现在单位。他算是来得挺早的，他喜欢在同事们来之前将办公室就打扫一新，因为自己是个后辈，而且家距离这也近。比起其他工种，公务员这份儿工作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有规律”。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少加班，就如同平静的湖水，少有波澜。
今年新考来的小戴姑娘又带来了新的零食，给各位前辈每人都分一点儿，食物飘香下气氛便不由得其乐融融。刘明哲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单位的氛围。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大家素质一般较高。起码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素质还不错，所以就算是生气，也不会撕破脸去说别人。安逸淡然，这是刘明哲对自己工作属性的总结。
但很快，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要结束了。
市场机制下，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公务员这样机制的“慵懒化”。很多新政策下，他们也像是上了发条的玩具，开始加班，开始变得有危机感和竞赛意识。公务员铁饭碗的成分中，“铁”的成分也在逐渐降低。这基本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且在今年春天，刘明哲尤其是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老家的父亲突然生病，尽管是有着比较完善的社保机制，但以他的收入，面对着比较高昂的医疗费，还是有些捉襟见肘。他是国家公务人员，看起来身份光彩高高在上，当然也是家乡人眼里“混得好”的典范。可刘明哲说，夸他他不怕，他最怕的是后面还跟着俩字“借钱”。以目前来看，他的工资实在是达不到多有余地的水平。
再低工资的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也不是高收入民工能比的。他们没有风吹日晒雨淋，他们整天呆在空调室里，与面对着那些水泥、石子浆等脏乱差物体不同，他们要做的是与人打交道。这出卖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劳动力。就像是天上的鸟永远也不知道海里鱼的快活。这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方式。
看着眼馋，但不想出来
杜涛和刘明哲虽身处不同位置，但却有一个共识：看着眼馋，但不想出来。
杜涛羡慕刘明智的铁饭碗，但是舍不得自己的收入，当然，他也没那个知识能力；而刘明哲看着杜涛的收入也是百般纠结，但是他也舍不得自己的饭碗，当然，他更吃不了那份儿苦。
所以很多时候，单纯从收入上来比较考量，这根本就是片面与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看似简单的行业对比，其实是中国两个在阶层的等级结构上分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的真实处境和命运揭示。与公务员相比，农民工的话语影响力几乎为零。他们处境的改善，与其说更多的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变化，不如说依赖社会的良知。社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就有温暖。社会若不体谅他们，他们大多只是“赚钱的工具。”默默无言，甘于赚取那点血汗钱。
但好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不管是养老调研调查还是社保制度的完善，更多人将注意力投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第77条明确了一条法律：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尽管在目前看来，“农民工”想要实现与公务员同等的优待还尚有一定距离。但我们欣慰地看到，社会在一直努力。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是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稳步发展。
杜涛和刘明哲一直问贾小龙，这次再考不上公务员该怎么办。贾小龙深思良久，告诉他们自己早已看开，如果不行就再找个工作就职，以后再也不想这条路。因为努力过若不成功，就证明这条路真的不适合他。而这个社会注定是越来越公平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他就不相信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人生会永远迷茫如今天，永远都做不出门道。
但是当理想落地到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在11月25日之前，朋友们是轻易见不到贾小龙的。因为他正忙于准备国考，作为一个老考生，过去的五年每次他都会出现在考场，但是考试成绩却“每况愈下”。今年听说一个朋友专门辞职一年准备国考，贾小龙心动了。他认为“成与不成，在此一战”。为此辞掉3000元一月的工作，半年全职备考。
当贾小龙去的时候，他的朋友杜涛骑个电动车刚刚赶到。杜涛伸手就拿出餐单，比着上面最贵的咖啡，“要这个。”
正说着话的时候，最后一个朋友也来了，刘明哲。恰恰伴随着服务员点餐的声响，杜涛招呼刘明哲问他需要什么。刘明哲却看到他点的东西极为惊讶，“喝这么贵的东西？”
一百五一杯的蓝色精灵，果真很贵。
可杜涛不假思索地点头，说今天是他请客。老朋友好不容易见面一次他心里高兴。刘明哲和贾小龙别有意味地相视一笑，说杜涛是“土大款”。
贾小龙，刘明哲，杜涛，看似打扮完全不同的三个人，是老乡，更是朋友。他们家乡是苍山县的一个小乡镇。从高中毕业后，三个人的轨迹便完全不同。刘明哲的起点最高，毕业于国家211重点学校山东大学，国考又一考即中，如今是某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扣除各项费用到手的月薪大概三千多。贾小龙出自于本地的二流本科院校，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文员，也就2500。至于杜涛，一直是建筑工地的流水人员，也就是民工，但是据他交代，一个月的收入至少8000。旺季还会更高。
从摆在台面上的数据看，公务员不如民工的结论相当确凿。虽然这样的比较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毕竟他们完全是三种身份，三种生活模式。因为在社会学概念中，忽略群体的等级结构，仅仅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衡量差距是不科学的。收入的风险辛苦，支出的成本，社会的地位考量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数据的必要因素。
因此，尽管从收入这样的显性数据上看去有差距。但现实是，刘明哲在临沂有房，虽然是贷款，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杜涛在这里没房，当然也没贷款。但是相同的，到这会儿也没谈上个合适的姑娘。
至于处在岔路口的贾小龙，在刘明哲看似光鲜亮丽和杜涛有些心酸的“金钱至上”观念下，对自己的未来走向有了更深的思考。
高收入的“代价”
杜涛说自己如今在河东区的某建筑工地打工。他做的是抹灰工，听起来便有一种灰突突的感觉。抹灰工是土建专业工种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要将各种砂浆、装饰性水泥石子浆等涂抹在建筑物的墙面、地面、顶棚等表面。每天杜涛的工作就是拿着各种材料的抹子抹来抹去。他说这活可不简单，要具备特别强的空间感和计算能力，还要会识图。
别看杜涛今年年纪不大，才二十八岁。但算得上这行的老工人了。他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舅舅出来打工，毫无疑问，舅舅是个老抹灰匠。现在的这个工程特别大，杜涛需要加班，夏天时他要从早晨五点半做到晚上七点，中间几乎一点不停。“可这时候不行了。”他说，“冬天天黑得早，手又冷得厉害，所以不出活。”
夏天杜涛告诉我们，他最高时工资拿到过一万二。当初是舅舅带着他出来干活，现在他翅膀硬了，身边也有了个帮手，就是他的小外甥，刚刚满十九岁。现在外甥主要是给他帮下手，一般他忙多久外甥就要跟着忙多久。但因为是生手，主要是来练手艺见场面的，尽管很辛苦，老板只给外甥开2000块钱。
我们说杜涛工资高，他一方面有些显摆自己的成绩，可一方面却又有些黯然，说自己的钱都是拿血汗，拿命换来的。一直以来，工地可谓是风险性最高的工作场合之一。从电视中每年都能看到工人们因技术操作不规范或者工地安全措施不到位所造成的人员死伤的新闻。杜涛说这样的事儿他见的多了。所以每次家人来打电话，他都会直接报工资，从不说在这里有多辛苦。
低收入的“享受”
当杜涛们不到7点便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刘明哲还在睡梦中。孩子有老婆照顾着，他也不急着吃早饭，单位里有食堂，七八块就吃的很好。8点，刘明哲正式出现在单位。他算是来得挺早的，他喜欢在同事们来之前将办公室就打扫一新，因为自己是个后辈，而且家距离这也近。比起其他工种，公务员这份儿工作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有规律”。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少加班，就如同平静的湖水，少有波澜。
今年新考来的小戴姑娘又带来了新的零食，给各位前辈每人都分一点儿，食物飘香下气氛便不由得其乐融融。刘明哲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单位的氛围。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大家素质一般较高。起码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素质还不错，所以就算是生气，也不会撕破脸去说别人。安逸淡然，这是刘明哲对自己工作属性的总结。
但很快，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要结束了。
市场机制下，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公务员这样机制的“慵懒化”。很多新政策下，他们也像是上了发条的玩具，开始加班，开始变得有危机感和竞赛意识。公务员铁饭碗的成分中，“铁”的成分也在逐渐降低。这基本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且在今年春天，刘明哲尤其是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老家的父亲突然生病，尽管是有着比较完善的社保机制，但以他的收入，面对着比较高昂的医疗费，还是有些捉襟见肘。他是国家公务人员，看起来身份光彩高高在上，当然也是家乡人眼里“混得好”的典范。可刘明哲说，夸他他不怕，他最怕的是后面还跟着俩字“借钱”。以目前来看，他的工资实在是达不到多有余地的水平。
再低工资的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也不是高收入民工能比的。他们没有风吹日晒雨淋，他们整天呆在空调室里，与面对着那些水泥、石子浆等脏乱差物体不同，他们要做的是与人打交道。这出卖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劳动力。就像是天上的鸟永远也不知道海里鱼的快活。这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方式。
看着眼馋，但不想出来
杜涛和刘明哲虽身处不同位置，但却有一个共识：看着眼馋，但不想出来。
杜涛羡慕刘明智的铁饭碗，但是舍不得自己的收入，当然，他也没那个知识能力；而刘明哲看着杜涛的收入也是百般纠结，但是他也舍不得自己的饭碗，当然，他更吃不了那份儿苦。
所以很多时候，单纯从收入上来比较考量，这根本就是片面与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看似简单的行业对比，其实是中国两个在阶层的等级结构上分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的真实处境和命运揭示。与公务员相比，农民工的话语影响力几乎为零。他们处境的改善，与其说更多的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变化，不如说依赖社会的良知。社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就有温暖。社会若不体谅他们，他们大多只是“赚钱的工具。”默默无言，甘于赚取那点血汗钱。
但好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不管是养老调研调查还是社保制度的完善，更多人将注意力投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第77条明确了一条法律：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尽管在目前看来，“农民工”想要实现与公务员同等的优待还尚有一定距离。但我们欣慰地看到，社会在一直努力。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是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稳步发展。
杜涛和刘明哲一直问贾小龙，这次再考不上公务员该怎么办。贾小龙深思良久，告诉他们自己早已看开，如果不行就再找个工作就职，以后再也不想这条路。因为努力过若不成功，就证明这条路真的不适合他。而这个社会注定是越来越公平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他就不相信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人生会永远迷茫如今天，永远都做不出门道。
(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