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甲午： 这一场长达120年的反思

       甲午，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纪年，一场战争改变了两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中国一蹶不振，从此重新寻找救亡图存、走向现代的复兴之路；日本一战而起，开始走上对外扩张、无法回头的侵略之路。从1894到2014，120年的生死轮回，历史没有丝毫褪色。回望甲午战争的滚滚硝烟，这本沉甸甸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深刻的反思中始终保持清醒，凝聚信心和力量，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道路决定命运
       刘亚洲将军曾这样说过，“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这场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清帝国从制度到人心的全面崩溃。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沦陷，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开启了洋务运动，看起来成果斐然，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但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背负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开。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泱泱大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统治阶层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昭然于朝野，舍本逐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仅把学习止于外形，封建皇权制度嫁接西洋的先进科技，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决定了这条路势必不能走远。
       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如果说“殊死的决斗”预言了“陈腐世界”同工业化造就的“最现代的社会”之间的历史性碰撞，马克思对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描述，则道出了大清江山百余年间沦为“纸糊的破屋”的缘由。无视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注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反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君主立宪制优势显现，国力日渐强盛，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后来甲午战争的结局验证了俾斯麦的预言，也让洋务运动33年积累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中国的复兴进程被彻底打断。

      战略的完败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意识几乎就是他们的本能。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的“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落后的国家战略带来落后的海防建设理念，清军在30年的海防建设中，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不研究近代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清政府虽也曾选派一些人员赴西方国家留学，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但大多数为学生和中下级军官，从未抽调高级将领赴西方国家学习军事思想、理论和技术。而留学归国的，除海军中一些学生被任命为舰管带和大副外，其他大多数不被重用，几乎没有一人进入军机处和兵部，任总兵、提督的少之又少。甲午战争中统兵将帅都还是当年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耆宿”，这些人大多为垂暮之人，战场上他们采用的还是当年的旧营制、旧战术。有人指出：“今日陆海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对于西方国家所践行的战争原则、战略战术毫无所知”，由于洋枪洋炮原理复杂，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不少将领对于洋枪洋炮的操练积极性不高，甚有干脆“置而不用”，不会使用新式武器成为军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国民战胜臣民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明治维新，日本引入了国民的理念，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日本还通过征兵和教育来强化它的近代国家体制，培养出一大批服从纪律的、有牺牲精神的国民。国家征兵时，亲友以送子弟出征而光荣，常以“祈战死”“勿生还”作为鼓励。
      清王朝为了防止汉民族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对汉族人实行着愚民政策。“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对于臣民而言，国家权力不属于他们，对国家事务他们无权参与；国家权力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态度漠然，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只想谋得一份户口的差事，即使像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国家军事院校”中的学生，也同样对战争毫无兴趣。
      这种国民意识延伸到国家层面，所产生的后果尤为严重。当时中日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从观念、制度到个人品行，形成强烈的反差。日本天皇为支援海军建设，从本不宽裕的宫廷内库中抽取30万日元，并要求皇家豪族捐款，数月内凑出103万日元，后又要求各位大臣以十分之一的俸禄捐献给海军。明治政府动用酿造业、烟草业税收，发行海军公债，想方设法每年拨300万日元作为海军造舰经费，基本保证了海军发展的资金需求。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实行愚民政策，根本谈不上民族危机感。为筹备慈禧60大寿修建颐和园，用去近3000万两白银，光绪皇帝大婚又用掉500万两。这笔巨资除向德、英等国借款外，连年挪用、划拨、借垫的海军经费达2000万两，北洋舰队被迫停止购舰换炮。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舰艇数量吨位和火炮均强于日本舰队，但此后既未添舰，又未更换新式火炮。而从1888年至甲午海战爆发的6年间，日本采取向欧洲购舰与本国造舰相结合的方式大量增加舰艇，由弱转强，为北洋舰队海战失败埋下祸根。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大连湾。在这危急时刻，清王朝统治者仍忙于欢庆慈禧太后60大寿，并传话听戏3天，停办诸事，军机急务亦无人处置。
      遍及朝野的党争更是将“国民精神”的缺失演绎得淋漓尽致，甲午之时的中国，“帝后两党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各成派系，挟国家利益而争权，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分域，勾心斗角，各自为政，守财自肥，毫无国家观念。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外表统一，内部四分五裂的大清朝，碰上明治维新后上下铁板一块的日本，结果可想而知。

      历史通向未来
       甲午战争，以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为序幕，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结束。清帝国以四亿人口、总数上百万的军队和号称“亚洲第一”的海军，惨败于日本，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不仅开放多处港口城市，还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并赔款二亿两白银。这是《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日本靠侵略及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实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及综合国力的飞速扩张，进而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之路，成为亚太地区战争策源地，也为其之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
      昨天的历史昭示我们：日本近代崛起史基本上是对中国的侵略史；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日本社会确实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尽管之后的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对于侵略中国始终不肯真诚地认罪，对于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还一直否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通过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发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谬论、出版相关书籍等手段，妄图颠倒历史，营造军国主义复活的气氛和土壤。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力否认和粉饰日本侵略历史，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甲级罪犯招魂；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断发起对邻国的单方面挑衅行动；肆意践踏日本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作战寻找借口，严重威胁着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回望甲午，警钟长鸣。就如同习总书记访问欧洲时的演讲：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2014不是1894，今日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让来犯者永远失去再次侵略的能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富国强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文永帅)